我昨晚几乎是在一种夹杂着悲伤的快乐当中度过的。忽然就慨叹生命易逝，生活似乎该当及时行乐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决定及时行乐的时候，我首先承认了自然的不可逆转。然后，我的感知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。
其实，这种情绪倒不是无来由的。它来自我昨晚看了一部法国纪录片《脸庞，村庄》。在这部片子里有两位艺术家，他们会开着小货车跑遍法国，也没什么特别具体的计划，就是碰到有意思的人，把对方拍下来。比如，码头工人的妻子、废弃矿区的老妇人、小镇女招待等等。拍完以后，再放大这些照片，把它们张贴在那些沿途的厂区或小镇。
因为并没有事先规划要拍谁，于是，这部纪录片就弥漫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恬淡感。剧情几乎一直在重复。重复地拍照、重复地张贴，只是人不同。所以，到了最后，你会发现人才最重要。那些境遇当中的人，因为有了不可逆转的命运，他们就变得独一无二。
不过，这部纪录片最妙的地方还不在这儿，而在结尾。前面说过，导演在拍的时候一直都漫不经心。可是她对于结尾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规划。她想要在最后去见多年没见的好友戈达尔。老友重逢，该是多好的一件事。可是，偏偏这个唯一笃定的计划出了岔子。戈达尔没出现！当两位艺术家大老远到了戈达尔隐居的瑞士小镇之后，主人刻意避开了。
可就是这个缺憾成了片子最好的部分。因为这个意外来得实在令人猝不及防，于是我们只好把它归为命运。这种命运的无常，令纪录片里的“行”成了如此迷人的一件事，因为你再也想不到你将遇到什么。这与纪录片简直不谋而合。
然后，我就开始回望整件事。我发现我看纪录片这整件事都很神奇。我之所以会在昨晚看一部纪录片，是因为我最近要录一个“电影浪潮与纪录片”为主题的系列短片。不过其实这并不是最开始。还有一个更早的开始，是我打算做一个沃纳·赫尔佐格与维姆·文德斯的小短片。我的同事李蓉教授那天邀请我加入她的一个关于纪录片专题的计划，我随口就报了这两个名字。事出仓促，我当时脑中只有这两个人。然后我开始查资料，才发现他们两个的名字居然挨在一起，都属于“德国新电影运动”。这一下子就让我很兴奋。就好像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金矿，后面还有很多金子。我就在未暴富却即将暴富的边缘憧憬着。
然后，就有了昨晚的惆怅。我当时在刻意培养一种纪录片的氛围。再然后，时间来到今天早上。我遇到另一位同事张雅娟副教授。跟她聊起来，才知道她去年就看过此片，还和我大谈片子的导演Agnes Varda。这女导演简直荣誉等身，除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电影奖，还获得过奥斯卡终身成就奖。但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她还是新浪潮运动的先锋。难怪她会在纪录片当中谈卡蒂埃-布列松，结尾的时候想去拜访戈达尔。这一切一下子就环环相扣了。
然后我就在想，这片子是我的同事李至颖给我的，没有李蓉，我就不会想要去做一个关于纪录片的专题。没有张雅娟，我也不会想到从一两个导演拓展到不同的电影浪潮。这一切，参与了好多人，经历了好多意外。结果却最好。就好像《脸庞，村庄》的那个结尾，那样的不可预期，却升华了作为随遇而安的主题，一切都在此处合上了节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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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尔达和JR两人的身上无处不散发着迷人的芬芳。